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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朱是我在家乡已经作古的老邻居,我们在H城城隍山脚的一个墙门里同住了十七年。

“墙门”是H城方言，是南方特有的一种类似于四合院套四合院的“回”字形老式居民区，
与老北京四合院不同的是“回”字的每一横一竖上都住着少说七八户人家。多年以前，
我住在“回”字内“口”的左上角，老朱就住在外“口”的左上角。
我们因此朝朝夕夕经常打照面。

老朱其实不老，我刚搬进墙门的时候他不过刚知天命。
老朱国字脸，酒糟鼻，络腮胡子。脸部颧骨以下一天到晚泛绯红色，看人的时候眼神
总是定定的却没有神采。究其原因无外乎嗜酒。
此外，老朱是有洁癖的，总是穿极其陈旧的、洗得近乎呈漂白色的补丁衣服，
一双墨绿色的没有鞋带的解放鞋，鞋跟总是踩在脚跟下。
据说老朱的家里也一尘不染，但是小时我从不敢靠近。
因为老朱家门与大院的围墙之间夹了一条不足一米宽的狭长的甬道，其间气氛吊诡。
依稀记得甬道的尽头住着一个失明的孤寡老人，面目狰狞，孩童如我害怕得很。
墙门外参天的香樟树为甬道遮天蔽日，
偶尔有身材颀长的野猫在墙门凋敝的砖瓦围墙上腾空翻越，蹭下瓦片和石灰来，
不偏不倚地掉进石甬道上搪瓷罐子里，叮咚作响。
这个时候老朱就跑出来，把这些捡了去丢掉。

除了嗜酒和洁癖，老朱终年早睡早起、节衣缩食，是模范居民。
老朱是剃头师傅，早年在一个高级宾馆里给员工理发。我关于老朱最初的记忆便从剃头开始。
每次他拿出吃饭家伙，墙门里的妈妈们都怂恿一群小鬼排队蹭他的免费服务。
据说他技术高得很，妈妈们每每对他千恩万谢的。轮到我的时候，
我就从屋里带一枚半尺高的毛板凳，放在老朱门口檀黑色的靠背椅上。
爬上去坐端正了，他就给我套上白围布。在我脑袋上动工的功夫，
老朱总是自言自语：“前冲后冲，前冲后冲”。
大抵意思是我的天门盖和后脑勺都呈瓢状往外凸出，
据说是小时聪明的表征。也是这个缘故，我这头不大好剃。老朱几乎从来不用剪子，
净用推子慢慢地修，一个头剃下来，我们俩就汗岺岺了。我自幼好动，
坐得久了就觉得屁股上扎了针似，不浑身扭动三分钟就不得消停。这个时候，
老朱突然伏下身子，直勾勾地盯着我道：“不要动！”
并且把食指和中指蜷成鹰爪状，对准我的小脑壳子佯势要凿下去：
“要不要吃笃栗子？！”我见到他绷紧了脸颊上上分明还带着笑意，
酒窝都快露出来了，所以一概不待见。他因故喊我作“老油条”。
老朱退休以后经常说要带我去他以前的单位见见世面，进高级的理发室，
吃免费的自助餐，直到我搬家前不久终于如愿，那是后来的事。

老朱命不大好，我刚搬进墙门的时候老伴就得了癌症撒手人寰。
剩下一对子女，儿子是大学生，戴金斯眼镜，磨磨唧唧的书生气写满了一脸，
偶尔周末携妻带女地来拜访，但总是来去匆匆。老朱的女儿在饭店工作，
偶尔周末携夫带子前来。无论谁来，老朱都异常高兴，要喝很多的酒。
并在天色将晚的时候准时把酒足饭饱的小可爱们送到墙门外。
起初纳闷为什么老朱的儿子、女儿不在同一个周末同时出现。
后来听说子女们为老两口的另一套房子的归属一直争执不下：
老朱是喜欢儿子的，但是他的厨师女儿和女婿都不是省油的角儿。
为此两对儿小夫妻一度恶言相向，夫妻之间甚至拳脚相加，很是不愉快。
至此，老朱的儿女来得更少了。

上面说了老朱的房子在“回”字形的西北角，正好是拐角的连接处，
有一处八米见方的“厂”字形半天井结构。房门和窗户一律坐西朝东，
不见阳光，一年四季无比的阴凉。我自幼贪凉，每到夏天就愿意在老朱的天井下避暑，
而老朱的房门总是开敞着。我只在他家门前嗅到过两种气味，
一是风油精挥发的味道，二是高粱酿的高度白酒的香气。
无论哪一种在炎炎的夏日都是一种沁人肺腑的气味。有时我斗胆往门内张望，
外屋一成不变的两样摆设之一是台擦拭得铮亮的旧式“乘风牌”电扇，立在刷了清漆的水泥地面上，
摇头晃脑地往门外送出徐风阵阵。另一样则是老伴的遗照，
清寡索然地摆在空空的三角板台面上；里屋日光则更不能至。
我每每想象老老朱正在这片昏暗混沌中熟睡，酣意正浓。

有一段时间，老朱那儿来了一位头发墨黑、看着年轻他很多岁的乡下女人，
每天伺候其衣食起居。据墙门里的大妈们说这个女人是从老朱老家过来的，
一心想跟老朱过这下半辈子。但不到半年的光景，女人便不知去处了。
老朱继续在周遭炊烟袅袅、万家灯火初上之时在他的小天井里支起小桌子，
喝一个人的闷酒。

墙门里的小鬼成群结队，退了休无所事事的大爷们也不少，前者给后者解闷，
后者给前者摆弄些迂腐的老玩艺儿，即两者是理想的玩伴。唯独老朱没有孩子缘，
恐怕是个不解童趣之人。经常看见他一个人喝着高粱酒到深夜，间或长吁短叹。
想老朱势必有难言的远虑或近忧，偶尔在夏夜晚饭过后去天井找一张小板凳跟他对面坐下，
作他解酒浇愁的观众。他摇着一柄蒲扇，翻起眼珠瞄我一眼，不紧不慢地道一声：
“朋友，你来了。”我偶尔也回应一声“朋友”并寒暄几句；
通常情况是不作声地看他接着独饮——
因为我实在不知如何发起话题。
偶尔喝兴的时候他也端起高粱杯子让我闻，甚至让我噘一口，同时再道一声：“朋友...”似有未尽之言，却嘎然而止。可我毕竟还是个小屁孩，嘴唇还没沾酒杯，就赶紧咂嘴，连连摆手。
每每想到这些心里都悲哀得不行——如果今天老朱还在我一定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继而与他推杯换盏，互诉衷肠抑或一醉方休。

老朱一直说要带我去参观他以前的单位，即那个高级的五星级酒店。
这桩事情终于在我搬家前不久得以实现。我骑着一辆女式自行车，
他骑着养护得乌黑发亮的“永久”牌，我们俩在一个仲夏夜沿湖一路骑行。
酒店藏匿在草木繁盛的湖滨西岸某公园深处，门前有高耸的柏树和密织的灌木丛。
我无法记得自己是否如愿参观了高级理发室、吃了自助餐，
只依稀记得老朱在一个类似于传达室的地方和当晚值夜的保安打了招呼，
随即在传达室小憩，期间保安们讲了几个荤笑话。后来老朱可能自觉无趣，
想带我去瞅瞅别的什么地儿，不知何故未果，我们俩一前一后地就在凌晨广袤的南山路上飚车，
并赶在街灯未灭的时候回了家。

事后老朱似乎觉得有愧于我，相约过几日要领我去西湖晨泳。
我说那怎么行，不是明文禁止的么。他说5点以前城管们都睡着呢，游泳钓鱼者甚众。
我当时特别来劲地拍手叫好。但是接连两三日都无法早起，紧接着就去乡下看外婆了，
晨泳的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了。

一晃就九月天了，那年老墙门的围墙四下都写满了大大的“拆”字，
有的是用标准正楷写的，有的则歪头邪脑的像是刚习字的孩子的笔迹；
这些“拆”字颜色各异，猩红、墨黑、蟹黄、粉白，不一而足。
唯一相同的是“拆”字外头都画了个大大的圆圈，以起警示作用。
老墙门在这些类似涂鸦的装点下显得愈发衰败不堪。后来发了洪水，
退去以后把墙门里本身就坑坑洼洼的路面啃得愈发难行。

自老墙门搬走以后我住进了城市东南隅觊觎已久的洋房，分到三楼。
据说是爸爸单位所辖的小区，邻里中不少是他的老同事。然而几年之间，
一到三楼的邻居我仅仅混了一个脸熟，四楼往上就压根没有上去过，
更别提知道里边住着谁了。那会儿学习很忙，一个星期有六天住校，
唯一的一个周日，当然也不会施舍给那个将拆未拆的老墙门，虽说其实H城并不大。

两年之后我就入了B城的大学，连H城都很少回去了。某天我通过宿舍的电话听到老朱没了的消息。
唏嘘之外，意料之中。每次回家妈妈都会跟我讲墙门里老邻居的近况，
一讲到老朱，她就以极其稀松平常的语气勾画老朱萧索寂寥的生存状态，
担心其不久于人世矣。而这些我早已谙熟于心，总想着趁哪次返乡的机会抽空看看老朱去，
但少数的一两次机会终究被我拖沓掉了。

三年复三年，以后我去过两次老墙门。第一次去的时候，墙门的围墙都拆掉了，
旧邻们都搬去别处或被安置到拆迁过渡房了；上了岁数的因为不愿意受颠沛之苦多半选择留守，
然后时至今日大都乘鹤西去。那一回倒是老朱隔壁已是耄耋之年的孔老头儿尚健在，
他从前经常训斥我和他孙子在房间里嬉闹追逐：“弗可争相骂！”然后多年未见，
他那回拳拳地握住我的手，问长问短，临别时嘱咐以后要常来探访:"看一回,少一回了。"
四年前的最后一次顺访时，孔老头儿也已西归。离旧墙门所在几十米远处呈现出一个巨大、深邃的山洞，穹顶外篆刻了五个大字“万松岭隧道”。据说隧道的另一端，只消3分钟车程便能到达西湖和梅家坞茶场。然而承载着无数记忆碎片的老墙门呢，连同我的墙门里的儿时伙伴一样无处可觅，无迹可寻了，连一砖一瓦的遗迹都没有存留下来。我在地理与时间隧道的洞口附近试图丈量哪里是那个“回”字的内“口”，哪里是外“口”，尽归于徒劳。